小孩子没有杀人的特权

水库2019

2018年最后一天，湖南衡阳发生一起凶杀案。13岁少年罗峰锤杀父母，潜逃云南，随后在大理被抓。杀害父母前，村里人都知道罗峰是恶少年，平时不服管教，殴打弱智母亲，还常偷家里的钱，屡犯校规，为此还转了学。弑杀双亲后，罗峰偷了父亲身份证买火车票，跑去大理，混迹网吧，两天之后才被抓获。



在这不久之前，湖南发生了另一起少年杀母案。沅江12岁少年吴某持刀将母亲杀死在家。杀人的原因，乃是他偷偷抽烟，被母亲发现责骂。吴某年纪不大，一向好勇斗狠，杀死母亲一共捅了二十余刀。杀人之后，接受审讯，他还冷血地说：「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妈。为什么不让我上学？」这句话引起一时轰动。



两宗案件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最大相同是年龄。罗峰13周岁，吴某12岁，都没达到刑法规定的「年满14周岁承担刑事责任」。关押两天后，他们就被释放，再没后续措施。因为是未成年人，他们的个人信息受到保护，担心他们将来生活受到影响。



这样的安排让许多人难以接受。难怪罗峰杀人潜逃后，警察布控抓捕，散发通辑令，网友们评论：抓回来做什么，重新给他安排上学吗？



未达到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犯罪，并不少见。这类案件由公安机关受理解决，没有统计数据，我们只能通过媒体报道知道一些案例。以下就是近几年媒体的相关报道。



2012年4月，湖南衡阳一名12岁男孩肖某持刀将姑妈一家三口杀害。肖某父母离异，由姑妈抚养管教。由于管教甚严，肖某心怀不满。案发当天，肖某先将放学回家的表弟表妹杀害，随后将回家的姑姑捅死，偷窃一番潜逃。



2012年，12岁女生覃某因嫉妒同班同学周某长得漂亮，产生怨恨谋杀之心。他邀请周某到家中玩耍，趁其低头玩手机之际，将木凳砸向周某头部，随后用菜刀、啤酒瓶、美工刀等凶器杀害周某，并将周某肢解，并清理现场血迹。



2015年10月，湖南邵东一小学发生命案。52岁女教师李桂云被人杀害，手机和现金被抢走。凶手是分别为13岁、12岁和11岁的少年。他们趁周末学校无人，抢劫唯一住校的女教师，用棍棒殴打，堵塞其口鼻致其死亡，藏尸床底。作案之后，三人到镇上的网吧继续打游戏。



2015年12月，一名12岁女童用可乐兑毒鼠强，将两位女孩毒死。死者系姐妹，并是凶手的好朋友，因口角和「告状」，造成该女童挨家长打。这名女童怀恨在心，将两人毒杀。



2016年7月，广西岑溪一村民4岁、8岁的两女儿和7岁的儿子都被杀害，凶手为同村13岁男孩。凶手先哄骗三名小孩到附近山边，威逼他们讲出家中收藏钱财位置，并未成功。担心败露，凶手用刀和石头杀死3童，抛尸井中。作案之后，凶手还到三姐弟家中讨粥喝。



2016年9月，湖南常德11岁儿童熊某某到同社区7岁孩女童贝贝（化名）家玩耍。因玩耍过程中产生口角，发生肢体冲突，熊某某将贝贝掐死，将尸体拖至三楼，扔到邻居家二楼露台。案发之后，熊某某照常上学玩耍，表现无异常。



2016年11月，杭州一纺织厂宿舍发现命案。一名11岁男孩杀死一名7岁男孩。当警方找到凶手时，凶手正准备潜逃。杀人的起因是，7岁男孩指认凶手偷钱，招致报复。



这是近几年媒体有报道的未成年恶性杀人事件。这类犯罪事件很敏感，相信有一些案件未被报道。这些案件的结果令人沮丧。他们杀人不用偿命。至于低龄童的偷盗、抢劫、伤人，最后没被追究刑事责任，案例更是多不胜举。



这世界注定有反社会的疯子，他们或是天性残忍、毫无共情能力，或者环境影响，心理变态。天生反社会人比例极低，很难防范。可有一些少年犯，他们是在评估利弊之后，才做出杀人的选择。他们会蓄谋，会隐匿证据，会反侦查，很多人知道法律规定。「14岁以下杀人不用判刑」，他们知道自己有护身符。



2018年底湖南两大杀亲案件，再次轰动全国。恶少年杀人以后，没有收容教养，没有进少管所，只由家长领回，就像他们在学校捣乱之后的结果。对一些网吧里素有恶习的少年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后果恶劣的「普法」。



我没任何指责当地执法机关的意思。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配套法规，政府收容教养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非常罕见。「领回家教育，重新安排上学」，这确实是通行的做法。



湖南两大杀亲案发生后，法律宽纵恶少年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很多人提出，应当修改法律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决不能让小畜生们逍遥法外。对于这样的民意，司法和律师界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法律自有道理，不是什么犯罪都追究，再小的孩子犯罪也追究，还将法理和人道吗？法律让民意牵着鼻子走吧，这不是法律民粹吗？等等。



我不认为主流精英的法律视角一定正确。一些所谓「人道主义」「轻刑罚、重教育」的思想恰恰是对法律精神的玷污。我的主张是：支持降低甚至是废除刑事责任年龄，对儿童犯罪也进行责任鉴定。



法律的本义是追究责任，寻求正义。犯罪人主观（英美法系称「犯意」）一直都是最重要的考量。凶手对行为和结果的认识，对危害性的认识，本人恶意和危险性，这些都要考察。简单划一条线，低于14周岁无责任——这种判定方式恰恰是最粗暴武断，也有违法律精神。



想理解这点，可以看一个英国著名案例。这也是英国史上罪犯年龄最小的谋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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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岁幼童詹姆斯·巴尔杰（James Bulger）在超市门口等待母亲时，被2名男孩诱拐，这2名男孩分别是威纳布尔斯（Jon Venables）和汤普森（Robert Thompson），都只有10岁。两人将巴尔杰诱骗到人烟稀少的公墓，对他残酷虐待。往脸和眼睛抹油漆、喂吃电池，性虐生殖器。巴尔杰遭两人虐待致死，两人为了灭证，把他的头埋到铁道碎石中，让火车将尸体碾成两半，伪装成意外事件。











英国被判刑入监年龄最小的罪犯，此案同时打破一些“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惯例，公开了罪犯相貌。







案件侦破后，舆论公愤。英国没有刑事责任年龄的明确规定，只是此前有惯例，7岁即可起诉。当两位10岁凶手站在被告席，还是引发争议。







辩护律师称：两人还是孩子啊，他们对所作所为，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要关注他们背后的心理和成长问题，而不是惩罚。这也是所有刑事责任年龄论者最常用的理由。







由于未成年人和隐私保护法，两被告的相貌一开始没被公开。欧洲人权委员会也表示关注，他们担心两少年犯会受到不公正待遇。一起谋杀审讯案，演变成对审判合理性的质疑，这让很多人感到愤怒。500名示威者集结法庭之外，高举受害人照片，要求重判。







公诉律师请出权威的儿童精神病专家作证，通过各种手段证明：两名男孩「完全具备分辨是非的能力」。警方出示了长达20小时的问讯录音。证据显示，两名男孩知道在做恶，却不以为然。他们还有毁灭证据，阻碍侦查的企图。两人顺从律师的辩护策略，全程缄默，可见心智健全，内心冷酷，完全缺乏怜悯和忏悔心。







当庭法官称这是一桩「极度邪恶和野蛮的犯罪」。两恶童被判8年监禁，民众抗议，最高法院接手此案，刑期增至10年，仍不能平息怒火。《太阳报》向内政部提交一份拥有2.8万个签名的请愿书，要求严惩凶手，内政大臣又将两人刑期增至15年，这才完结。







此案在欧洲人权委员会干预下，两名恶童没有服满刑期，就提前出狱。这个结果多少让人沮丧，不过，英国法律对「犯罪责任」的追索，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会因为你年纪小，就一定没有责任。只要能够证明，在当时情况下，只要你知道什么是恶，知道在作恶，就需要承担责任。不一定是「一命抵一命」，就是要判定你有罪，给予你一定刑罚，而不是逍遥法外，让外界无可奈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要做到：小孩子没有杀人的特权。







英国法律思想具有强大的输出力，他们此前殖民地大多继承了英国人在刑事责任年龄方面的做法。这些地方大多没有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或规定一个极低几乎没有儿童犯罪的年龄（比如5岁或7岁），再根据犯罪时状态，进行认定。如果顽劣无知，意外致人死亡，也许就不起诉；如果是故意杀人，凶残恶劣，一定追究到底。







现在全世界国家和地区，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最低的国家，大多都和英国有很深的渊源。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和地区，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等11个国家将该年龄定为7岁。中国香港此前规定7岁，现在提升至10岁。美国35个州未规定刑事责任年龄（这意嘻着，年龄再小的小孩子犯罪，检察官也有权起诉），有此规定的，最高也不超过10岁。











各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美国各州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









大陆法系国家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比英美法系国家高得多，普遍在12岁至14间。德国法系幅射的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把刑事责任年龄定在14岁。法国及其影响下的前非洲殖民地国家，基本为13岁。西班牙和葡萄牙定在16岁，实在是太高了，巴西则直接定在18岁，高得匪夷所思。







值得一提的是，地处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属于大陆法系。他们大概是是受英国法影响，将刑事责任年龄定在8岁，堪称大陆法系的异类。中国和东欧国家受苏联法影响很大，规定的年龄为14岁，在国际上属于较高水平。







各国规定不同刑事责任年龄，并非出于人类心智差异、国情区别，而是法律移植的结果。越不关注刑事责任年龄，就要在具体案件里，进行特别论定。从个体角度入手，追究每个少年犯的当时状态。那些恶性少年犯越也不太可能脱罪。







由此可见，中国刑法规定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没有什么不传之秘。这不过是国家立法过程中的武断。本着各种理由为「14岁才能判刑」辩护，他们如何回答：为什么其他国家是12岁，有些国家是10岁？所谓「法律精神」，就是国家怎么规定，就该怎么听？







我主张，刑事责任年龄应大幅降低。少年犯该不该追究，具体案件会有具体的认定。这样有利于惩罚犯罪，实现正义。从社会治理角的角度，根据恶行判罪，远比看年龄靠谱得多。







2004年，不满13岁的赵某某强暴同村14岁的女孩，由于赵某某「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仅由其法定监护人向被害人部分赔偿医药费，赵某某当庭被释放后，次日闯入女孩行凶报复，杀害女孩的母亲，被判处一年半劳教，不久再次被释放；







2009年，未成年人黄某某、王某某因盗窃因为被某网吧保安员扭送到当地派出所，拘留几日后被释放后，黄某某、王某某等3人驾驶面包车劫持保安15岁女儿，轮奸后对进行其他人格侮辱；







2010年，未满14周岁的韦某，曾于在广西掐死一名男孩，未负刑事责任；2011年，他又持刀伤害一名小女孩，被判6年；2015年，19岁的韦某减刑释放再次作案，在广州杀害一名11岁女孩；







这个世界有纯粹的恶人。他们或是基因天性里有冷血无情的一面，或是社会环境使其心理扭曲，早早具有反社会的人格，这些人的犯罪恶行，就是是向外界显现出他们的危险性。这些都是要直面的现实。







法律不仅没有惩罚他们，也没将他们隔离，这会给其他人带来巨大的危险。法律放纵还给了他们明确的信号：反正没有人管，那就再干一票吧。类似案件的发生，已不是一起两起。这种错误的、危险的法律信号，已经造成很多悲剧，是时候关掉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