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的“剑气之争

水库2019

我的解读有所不同。《笑傲江湖》看过吧？里面有个华山派，华山派里有“剑宗气宗之争”，记得吧？



时间再拉长一些，眼光再长远一点，把孔子儒家学派放到春秋时代整个鲁国历史去看，我们也许会发现：



“四子侍坐”，两千五百年前神秘座谈会，很可能是儒家学派内部关于政治路线取向的一次日常探讨，是“气宗”与“剑宗”的一场小辩论。



当时，以孔子为精神领袖的儒家学派，不仅是鲁国一个庞大的专业知识团体，同时也是一个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



这个团体，几乎囊括了鲁国最优秀的人才，从它形成之日起，就逐渐深刻地影响鲁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走向。



对鲁国发展趋势的展望不同、对以“德治”为核心的“孔子之道”体认不同，人数众多的儒学团体，不可避免会分化为政治倾向不同的派别。



这场座谈，也许并不是以往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只是泛泛而谈、悬空而论，相反，它有着极为鲜明的主题：



拯救衰微危困的鲁国，到底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做什么事，是用”剑”，还是用“气”。



座谈的结果，以“剑宗”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开始，以精神导师孔子一锤定音、支持“气宗”而告终。



二）



四子之中，有三人倾向于“用剑”，分别是子路、冉求、公西华。



他们先声夺人，首先发言。其中，冉求最激进，是代表人物。



1）子路之志



“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懂。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子路所说的 “千乘之国”，不是假设、泛指诸侯之国，就是指鲁国。子贡也曾说过："千乘之鲁。”



“摄乎大国之间”的“大国”，指齐晋吴，一北一西一南，把鲁国包围得妥妥的。



你去翻《史记》，三国“加之以师旅”，经常武力侵犯鲁国，“哀公八年，吴伐鲁，至城下”、“哀公十一年，齐伐鲁”，等等。



同时，鲁国又不断遭受天灾袭击，“因之以饥 谨”。《颜渊篇》: “哀公问于有若曰: 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



国家内外交困，危机严重，子路主张重在强兵，三年内使国人勇敢善战知进退，抵抗大国侵略，使国家强盛。



2）冉求之志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侯君子。”



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也不是假设、泛言的小国，还是指鲁国， “千乘之国，百里之国也。”



“千乘之鲁”原先“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因为大国侵占，领土大大削减，只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冉求提出的救国方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年内使国家富裕起来，国力得到增强，“足民”。



请注意，冉求最后还补充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至于礼乐教化，只好等待贤人君子来做，我是做不来的。



3）公西华之志



“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那时，诸侯各国会盟频繁，鲁国弱小，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往往受到大国欺侮，国家利益屡屡受损。



公西华认为，必须加强外交斗争，希望自己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在国际上维护国家利益与尊严。



他们三人志向，你发现了什么共同点？强兵、足民、外交斗争，招招到肉，是不是很像法家的招数？



对了，他们的观点，都是直面鲁国现实危机，发展经济，富国强军，追求事功，全力使国家在争胜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里，他们都没提到孔子孜孜不倦所提倡的“道德教化”那一套。冉求更直白，明说“如其礼乐，以侯君子”，自己对礼乐德治没兴趣。



他们的救国方案，是“用剑”，务实功利，快准狠辣，出剑见血，政治高于道德，技术胜于教化。



三）



四个学生里，主张“用气”的，只有曾点一个人：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曾点所说的地方，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还是指鲁国。



“沂”，鲁国水名， “在鲁城南，地志以为有温泉焉”；“风乎舞雩” ，鲁国举行祭天求雨等各类典礼之所，类似后世天坛。



曾点描绘了一幅美好景象：春天咋暖还寒，一群文青小伙伴下班后结伴去泡温泉，然后到国家礼堂广场，唱歌跳舞，……



啥意思？社会文明和谐，一派诗情画意。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要想使国家大治，真正实现太平盛世，只有毫不动摇地走孔老师提倡的礼乐教化之路。



与冉求相反，曾点并无提到经济改革、富国强兵等世俗政治内容。



他的路线，提炼起来就是：春风化雨施仁政，任德不任力，人心是根本。



这一套，才真正契合孔老师反复提倡的“德治”核心理论嘛。不出所料，“吾与点也”，一“晒”一“与”，孔老师一如既往地明确支持“气宗”。





四）



师生神秘座谈，明显存在两个阵营：



主张社会改革、富国强兵的“剑宗”，事功派；提倡道德教化、化育民心的“气宗”，德治派。



这场座谈，显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也得到了后来鲁国历史发展的印证。



座谈会上，孔子钦点“气宗”赢了；现实斗争里，真刀真枪的鲁国政治舞台，反而是“剑宗”首先胜出。



春秋后期，以“三桓”为代表的卿大夫集团已经完全掌握了鲁国政权，国君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



“三桓”指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他们都出自鲁桓公的后代，故被人们称为“三桓”。



“三桓”以卿大夫身份专权国政，违背了周礼，属于叛逆，标榜“王道政治”的孔子和“气宗”，对他们打心眼里不爽。



“三桓”虽然也很尊崇孔子，但由于双方政治主张严重分歧，貌合神离，孔子和“气宗”始终不受重用。



相反，“剑宗”务实功利，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全力支持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政府。



代表新兴势力的“三桓”，当时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整顿内务，发展军力，救亡图存，迫切需要各类人才。



以冉求为代表，越来越多的“剑宗”弟子加入“三桓”政府，“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



冉求深受季氏信任和重用，被任命为季氏家族事务总管，成为季氏须臾不离的得力心腹。



冉求这个人很有意思，座谈会上他明说自己不懂礼乐教化，我翻遍《论语》，也没发现他曾主动向孔子请教过仁义礼乐方面的问题。



显然，他对这些儒家必修课不怎么感冒。后来，他对“德治”学说完全失去兴趣，一度提出退学，“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 力不足也。”



对于“剑宗”离心离德倾向，孔子早有察觉，为维护“德治”学说的玄门正宗，稳定儒党统一，他采用制裁手段：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



有些从政的弟子“狂简”，“不知所以”，误入歧途，必须进行裁制。咳咳，岳不群把令狐冲逐出师门。



五）



“三桓”统治期间，“剑宗”活跃于朝堂，基本上主导了那一时期鲁国内政外交的重大事件。



鲁哀公十一年，抗击齐军入侵；“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季氏欲以田赋”……一系列政治活动，冉求和“剑宗”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且，有些政策在执行之前，季氏都会派冉求去和孔子通气，解释说明，征求意见，以示尊重。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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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气宗”对每件事都持反对意见，多次严厉批评冉求。特别是“用田赋”政策的实施，更是让孔子怒不可遏。







鲁哀公十二年，为整军经武，扩军备战，季氏决定改革“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的军赋征收制度，把不固定的军赋改为常赋。







孔子却认为，这是横征暴敛，严重违背“薄赋敛、省力役”的德治原则，也不符合“周公之典”中礼制的规定。







他改变不了朝廷政策，迁怒冉求，“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发出江湖号召，大张旗鼓攻击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剑气之争”进一步升级，孔子公开宣布冉求等人不是他的弟子。有趣的是，冉求依然自始至终尊敬孔子，做了很多有益于儒学的事。







历史总是曲折复杂的。“三桓”达到政治权势的颠峰后，一场巨大的危机悄悄地向他们逼近。嗯，三个和尚没水喝。







打败所有共同政治对手之后，为了争夺鲁国最高统治权，三家不可避免地从联合走向分裂，由暗争变成明斗。







严重内斗、大国“颜色革命”和后院起火、家臣叛乱，多重力量打击，“三桓”终于无可奈何地没落下去。







鲁元公十八年，齐攻鲁，叔孙氏破灭；三年后，齐又伐鲁，孟孙氏衰败。剩下的季孙氏势单力孤，元气大伤。







当此关键历史时刻，鲁元公在儒家“气宗”帮助下，乘机向季孙氏发起反攻，最终借助外国的支持，夺回了最高权力。







“剑宗”失去政治靠山，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其富国强兵、建功立业的梦想随之化为泡影。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鲁国的不幸。







六）







鲁国公室重新掌权，立刻着手排斥、 打击“三桓”残余势力，“剑宗”弟子被从各级政权机构中清除出去。







与此同时，“气宗”受到重用，大批地参与到国家政权中来。这标志着德治派取得最终胜利和“孔子之道”的全面推行。







早在“三桓”当政、“剑宗”吃香时期，“气宗”受到压制，被迫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只能在遥远偏僻的边邑地区实践“德治”路线。







当时，也有少数“气宗”弟子能够在“三桓”势力薄弱的边区执政，你去翻论语，他们在履任过程中，经常向孔子报告工作、请教方略。







孔子呢，总是面授机宜、谆谆告诫，不断给予指导，尽最大可能地避免他们偏离自己设计的“德治”政治轨道。







“子夏为营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各方面条件对“气宗”很不利，“王道政治”的理想还相当艰难，一定要有长远思想准备，不能急功近利，坏了大事。







“气宗”一贯主张“尊君”、“正名”，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站在维护公室的立场上，这使饱受“三桓”谮越之苦的鲁国公室，对他们格外看重，完全信任。







鲁穆公即位后，一场由儒家“气宗”德治派倡导并具体实施的社会改革活动，全面展开。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气宗”的政治路线和社会理想，在鲁国终于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其他各国如魏赵楚韩齐秦等，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推行改革， 唯有鲁国改革是完全任用儒家德治派进行的。







儒家“气宗”德治派的执政套路，我不说，你们肯定也耳熟能详：







“王道政治”，德治仁政，礼乐教化，宽以待民，税要少收，劳役要少搞，“杭州打狗”绝对不可以，花花草草都要爱护……







这一套，在大一统帝国建立后，暴力保护壳足够强大了，搞一搞，制约一下皇帝，麻痹一下吃瓜群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当时天下以富强为政、争霸为要、治乱为本，搞这些空想，完全不合时宜，嘴上说说也就罢了，真的付之实行，只会误国害民。







但是，“气宗”着了魔似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无视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上位之后，在鲁国全面推行这套理想。







历史用无情的事实将他们啪啪打脸：鲁国并没有如他们设想那样复兴、强大起来，反而更加日渐衰落下去：







“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告子下》







通往地狱之路，往往用鲜花铺就。鲁国实施周礼是最坚决的，但是衰落也是最快的。齐国晏子一针见血：“鲁之君臣犹好为义……，以远望鲁，灭国之道也。”







令人笑不动的是，“气宗”以“仁义道德”治鲁，未能使鲁国走上复兴之路，却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鲁国的兴盛流行。







“鲁人皆以儒教”，鲁国朝野普遍形成了重儒的蔚然之风，儒学在鲁国盛极一时。







“气宗”执政，哪有什么神功附体？脱离实际，搞垮了国家，兴旺了自己。对此，史书概括为两句高度凝练的话，欣赏一下：







“鲁之削也滋甚。”  







“举鲁国而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