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宣战先贤——总参谋长的中年危机

水库2019

100年前的今天——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本推送为“青年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系列中“宣战先贤”部分第一篇，高林桑的这个系列文章会在本号陆续推送。本文共计4920字，阅读需要6-10分钟。



1918年的此时，战争已经尘埃落定。交战双方幸存下来的士兵爬出战壕，彼此试探着握手和交谈，随后共同埋葬了一颗炮弹——以这种充满象征意义的行为宣告了战争的结束。



之后的一年里，交战各国的政府首脑、高级官僚、外交精英、军事、政治、民族乃至语言学的专家们聚集在巴黎，召开了自维也纳会议（1814-1815）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国际会议，他们的目标其实和埋葬炮弹的士兵一样——重建被大战所破坏的和平。



当然，他们这番努力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完全不陌生。巴黎和会以后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曾被看作是“终结战争的战争”和所有这些人的付出，换来的只是“二十年的休战”。紧跟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还有横断欧洲的铁幕和漫长的冷战，二十世纪剩余的岁月几乎一直被战争、对战争的恐惧所笼罩，而悲剧的源头就在1914年的那个夏天。



遇刺前的斐迪南大公和大公妃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回1914年的夏天，最大的感受应该是：当人类的命运从另一个方向被决定时，那些把整个欧洲推进一场战争里的人——没有哪一个是惊天动地的伟人，或者十恶不赦的战争狂魔。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虽然是高级公务员）。1914年的那个夏天，他们要么处在职业危机当中，要么处在家庭、情感危机中，有人还两者兼而有之。



爱德华·格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格雷说了一段此生最被广为人知的话：“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

比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和德意志帝国的帝国宰相都死了妻子，而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国务秘书正忙着结婚。威廉二世1908年差点被迫退位，而奥匈帝国的吾皇弗朗茨·约瑟夫此时已经八十四岁，从1906年就已经淡出了帝国的政务。英国的自由党内阁因为爱尔兰问题已经濒临崩溃，法国的勒内·维维亚尼总理领导的是一个少数派内阁，只要激进社会党发起一次信任投票，内阁就要垮台。



1914年欧洲各国的当事人中没有谁是英雄，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连成为英雄的念头也没有。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绝大部分当事人是在公文里读到的，然后以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加以处理。只有极少数人要么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要么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或是为了做职业生涯里的最后一搏而积极投身其中。



这些人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以惊人的高效率制造了一场世界大战。6月28日普林西普扣动板机，8月2日德国骑兵就进入了卢森堡。而他们所造成的灾难决定了之后一个世纪人类的命运，他们在一百多年前漫不经心地毁掉的那个世界，则已经永远无法重现人间了。







说到中年危机，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在1914年其实已经六十二岁了。但一战前的社会和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很相似，中产阶级成熟得越来越晚。因为消费越来越高，中产阶级的收入却无法同步跟进，所以男性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除了少数贵族和富二代，很多辛勤苦干的中产阶级其实要到四十岁前后才结婚。



考虑到奥匈帝国的军费按照制度属于奥匈共同事务，所以每十年才有一次机会在奥匈会议上讨论。而匈牙利人又坚决反对任何提高军费的主张，直到1905年，匈牙利人被哈布斯堡皇室要在匈牙利搞普选的威胁吓到（才同意了提高军费），这个帝国的军费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毫无增长。



十九世纪末这个镀金时代里的军官阶级在收入上被社会远远抛下，所以一个像康拉德那样的军二代，有一个说起来有点尴尬的贵族出身，没什么过硬的家庭背景和人脉，纯靠努力学习和辛勤苦干才终于熬出头的将军，62岁才中年危机实在是因为他人生里的春天来得太晚了。





康拉德将军的贵人是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的弗朗茨·费迪南大公，作为这位皇储的“美景宫宠儿”（今天改建为美术博物馆的美景宫，在战前是皇储在维也纳的官邸），康拉德将军随着皇储的崛起而步步高升。





喜爱旅行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在锡兰（斯里兰卡）猎象

1906年，四十三岁的皇储逼迫七十六岁的皇帝撤掉了80高龄的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同时还踢走了贝克和他所掌握的军队内最大派系心目中的继任总参谋长——“贝克的皇储”波蒂奥雷克将军。康拉德将军坐上了总参谋长的位子，他人生里的春天才算到来。



得意的康拉德将军在这段美好岁月里主要做了三件事：写情书、鼓吹开战和推动军队近代化建设。这三件事是按照他付出精力的多少排列的。



康拉德将军早在三十四岁那年就结婚了，否则他也不可能有一个专门靠半夜溜进老爹的办公室偷文件出卖情报的儿子，但妻子在他晋升总参谋长的前一年死了。人生三大幸事虽然调换了一下次序，但总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落到康拉德将军头上，于是他像所有春天里的男人一样恋爱了。



康拉德将军的心上人吉娜

1907年他在的里雅斯特认识了富商赖宁豪斯的妻子吉娜（Gina von Reininghausan），从1907年到1915年的8年时间里，他给吉娜写了三千多封信。婚外恋这种事在1900年前后的贵族社会里原本是司空见惯，比如吉娜的丈夫赖宁豪斯先生自己就不在乎。但对公职人员来说还是多少有点敏感，而且康拉德将军的后台老板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衡量人好坏的第一标准就是虔诚与否、和严守道德，自然不可能容忍康拉德丧偶之后的这段风流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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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以一天一封甚至两天三封的速度给情人写信，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情书按照时间顺序妥善排列、锁在自己家里，一直到他1925年死后，大家才知道了这些信的存在，以及总参谋长是一个多么笔耕不辍的作家。











写作之余检阅军队的康拉德将军



如果奥匈帝国军事近代化最大推动者的主要精力用在恋爱上，那么军队近代化的进展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支军队传统的弊端和腐败愈演愈烈，丑闻也接连不断，甚至直接牵连到总参谋长自己。在“杨德里契丑闻案”中，军队揪出了向俄国出卖情报的炮兵军官，发现他的情报来源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自己当然没有卖情报，他要赚钱的方法比这个多得多。







于是经过进一步调查，人们惊讶发现原来卖情报的人是总参谋长儿子，这位赫岑多夫公子用每天晚上溜进老爹办公室，偷看机密文件这种传统的“儿子偷爹不叫贼”的方式，窃取了机密情报换零花钱。







总参谋长的公子



在腐败、泄密、叛国和渎职的一系列丑闻冲击之下，此时奥匈帝国陆军的处境岌岌可危。而在康拉德眼中军队不但是帝国的支柱，还是他自己人生的基石。如果帝国军队的形象崩溃了，那么对康拉德来说，降薪和更可怕的失业都摆在眼前。







如前所述，军官阶层收入菲薄，虽然康拉德晋升了、也有了捞外快的渠道，但他的花销也变大了。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一个身处帝国核心决策层的总参谋长，如果要维持体面生活，即使有办法捞钱也很难有什么积蓄。所以对康拉德来说，无论是为了他所属的军队、还是他自己，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发动一场战争。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才能证明军队的价值，重树军队的形象，同时也让康拉德自己脆弱的地位变得不可挑战。所以在1910年前后，他成了维也纳最气势汹汹的战争狂人，对任何争端和危机给出的建议都是战争。







再回到康拉德将军的私人生活，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和吉娜的关系还是传到了皇储耳朵里。皇储斐迪南大公是宁可因为贵庶通婚，妻子得不到大公妃的头衔让孩子们失去皇位继承权，也非要和所爱的人结婚。他听说自己选拔的人居然跟有夫之妇搞婚外恋，愤怒之情可想而知。







皇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真爱苏菲



而且皇储之所以选择康拉德，就因为他是埋头苦干的下层军官的典型，但这位将军爬到军队的顶点之后居然也开始过快活日子，而且明知奥匈帝国的军队不堪一战，却为了军队的面子整天鼓吹战争，这让一向以开明和了解军队实情自居的皇储，越来越对这位过去的“美景宫宠儿”感到不耐烦。终于1911年，当康拉德再次叫嚣预防性战争时，皇储给了他一句简单明了的回答“滚！”五十九岁的康拉德从自己人生的巅峰陡然下坠。







虽然这次失败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12年皇储就又让他当上了总参谋长，但康拉德很清楚他和皇储之前的信任和感情已经完了。在任命他之后，皇储的军事副官公开说，选择康拉德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而且陆军内部所有的派系其实都针对他，1906年他上台时就彻底触怒了贝克将军的派系，而陆军中和贝克有矛盾的舍穆瓦将军的一派“在反对他的这个问题上”和贝克高度一致。这种派阀倾轧的结果就是贝克的“皇储”此时在波斯尼亚当驻军长官的波蒂奥雷克将军，就成了最可能的新任总参谋长人选。







波蒂奥雷克将军



康拉德将军认识到自己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了，然后更重磅的终极丑闻就爆发了。1913年奥匈帝国军事反间谍机关的缔造者和领导者雷德尔上校，被发现是俄国间谍，而他之所以被俄国人收买是因为同性恋。这个和康拉德一样毫无家庭背景的人，收入微薄却在布拉格买了豪华宅邸，在维也纳租了豪华公寓，雇了四个仆人，还攒下两百万克朗的财产，这在康拉德领导的总参谋部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如果这种事被新闻界抓到，整个帝国军队铁定颜面无存，于是康拉德甚至都没有组织像样的审讯，搞清楚雷德尔究竟出卖了哪些情报后就急不可待地逼迫他自杀来息事宁人。（雷德尔事件可详见往期推送：1913,帝国多米诺 | 青年维也纳）











雷德尔上校



可惜的是雷德尔虽然自杀了，但丑闻还是曝光了。整个1913年夏天，奥匈帝国的报纸、议会，街头巷尾都追着雷德尔丑闻跑。康拉德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鼓吹一场新的战争，针对巴尔干的小国塞尔维亚。皇储对康拉德的无能已经怒不可遏，1913年的秋季军事演习上，皇储和康拉德爆发激烈争吵，原因在于康拉德反对皇储临时改变演习课目。而皇储之所以改变演习课目，是因为皇储心目中的新人——总参谋长人选在规定的对抗演习当中被对手的部队打的人仰马翻，如果继续进行对抗演习铁定要以失败收场，如果他在演习中失败，那皇储就会失去任命他成为总参谋长的充分理由，所以皇储宣布：最后一天的对抗演习取消，改成对抗双方一起进攻阵地的“插旗演戏”。







作为弥补，1914年夏天要在波斯尼亚举行一次临时的军事演习，这个命令等于在所有人面前，宣布了康拉德的垮台。1914年的这次军事演习里，如果皇储心目中的新任总参谋长表现良好，那么皇储就会任命他来取代康拉德，如果依然不行，那皇储在结束军事演习之后访问萨拉热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任命接待有功的波斯尼亚驻军长官波蒂奥雷克将军。换而言之，到1914年7月无论演习成功还是失败康拉德都完了。











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当1914年6月28日康拉德绝望地丢下皇储夫妇，自己登上回维也纳的列车，列车驶抵阿格拉姆时，他在包厢里接到了皇储夫妇遇刺的消息。这位总参谋长前美景宫宠儿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因为就在他即将从人生的巅峰彻底跌落的时刻，命运突然给了他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职业军官第二次机会，让他可以扭转自己本来已经绝望的职业生涯。现在，他终于可以发动他梦寐以求的巴尔干战争，而此前坚决反对他的皇储自己——却用生命给他创造了宣战的绝好口实，斐迪南大公在生命的最后一站里，又一次扮演了康拉德的救星和恩人。







经过1914年那个繁忙的7月，康拉德成功地发动了巴尔干战争，并且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巴尔干战争变成一场欧洲战争，最终变成世界大战。虽然后者出乎他的意料，但毕竟康拉德扼住了自己命运的喉咙。



1914年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皇帝显然不愿意在战争期间撤换总参谋长。而且康拉德将军自己也成功的把每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从波蒂奥雷克到奥芬贝格都踢到前线去指挥作战，胜利了功劳归自己，失败了就指责他们指挥不力。这个1914年就铁定要下台的总参谋长，一直到1917年新皇帝卡尔站稳脚跟之后才被踢到意大利前线，而在那里他还成功组织了一次伊松佐河攻势，为自己的才能找到了最好的辩解。甚至在战争失败、帝国灭亡以后，人们为了保全军队的颜面都不愿意去批评这位总参谋长，相反大家更愿意把罪责推到捷克人头上。无论1914年以后的欧洲有多少输家，康拉德将军都赢了，尽管他战胜命运的代价是那个多瑙河大君主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