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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中国地位显赫,新京报评选“四十年四十本书”,它力压金庸全集,高居第五。作者黄仁宇用汪洋恣肆的笔法和神龙千里的史观,影响了从学者到作家,从商人到官员的几代读者,王朔、王小波都是此书铁粉,甚至连高小凤拖高育良书记落马,也得靠此书牵线搭桥。
今年是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者众多,不过少有人知道的是,金庸先生在不同场合都曾直言:黄仁宇很差劲。
黄仁宇被学术界诟病之处,在于其所推崇的大历史观过于缥缈,也缺乏新意,远比不上金庸所推崇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金庸批评道:“历史观一定要和人家不同,如果跟人家完全一样,直接照抄就行了,何必让你去写呢?”
著名学者龚鹏程的批评最为严厉:“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
大誉大毁的分歧,根源于黄仁宇治学的动机: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并非是某种确切的历史真相,而是古老、落后的中国该怎样走向现代化。这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结,当人生极具传奇色彩的黄仁宇尝试回答,引起的共鸣便格外强烈。
亲历了抗日战争的黄仁宇,对庞大中国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僵化和原始感到沮丧,对国家财政的支绌与基层结构的失控感到悲恸。他在自传《黄河青山》里说:“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而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
当黄仁宇回望历史,他深情地注视着那个中西方走向岔路口的十六世纪,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交辉、伽利略与王阳明玉映的灿烂过后,西方迈过文艺复兴跨向现代化,而中国却始终没能挣脱历史的循环。在他眼里,财政和税收,是这一分野的关键。
原因并不难理解:在广袤的中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有着极高的税收征管成本。当繁荣过后,既得利益集团纳税意愿降低时,征税难度将会陡升,中央财政陷入枯竭,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国家动员能力急剧下降,一旦遇到内忧和外患,王朝便会倾覆。
发出“中国为何没能诞生现代科学”之问的李约瑟在读完《中国大历史》后,感慨道:“一切因税收而转移”。
税收征管成本高企,成为辽阔而集权的中国两千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最终打破这一历史镣铐的,却是一种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寻常事物: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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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11日,国统区著名诗人袁水拍,写了一篇叫做《发票贴在印花上》的政治讽刺诗,刷屏国统区,里面金句频出,比如:
发票贴在印花上,重税派在你头上,廉耻挂在高楼上,百姓滚在钉板上……
诗里面提到的“发票”,指的是财产或货物权发生转移变化时开具的交易凭证,跟现代的发票差不多。而“印花”,则是指政府发行的印花税票,政府强制要求发票上必须贴上一定面额和数量的印花税票,用做计税的依据,即“印花贴在发票上”。
而在通货膨胀和横征暴敛的背景下,政府要求贴的印花税票越来越多,以至于一张发票常常要贴上几十枚,甚至数百枚印花税票,最后不像是在发票上贴印花,反倒是像在印花上贴发票,变成了诗中所讽刺的“发票贴在印花上”。
1948年天津“北洋纱厂”交易金额3.5亿元的发票,5000元的印花贴了210张
人们要到1949年,才知道写这篇爆款文章的作者袁水拍,是位共产党员,后来官至文化部副部长。
发票在民国时代,已经深度介入社会生活,并迅速被拿来当诈骗工具。比如马路上碰瓷的,会故意让你撞他,趁机摔碎两个药瓶,便死命抓着你让你赔钱,然后掏出一张贴满印花税票的发票,彰显价格的合理性,大多数人都会被唬住,最后乖乖掏钱。
不过发票在民国大行其道的背后,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晋商、徽商将生意做遍大江南北。货物、服务、运输等交易的售后服务需求激增,发票应运而生。契约的效用由官方背书,官衙从中抽取契税。发票的诞生最初完全是市场行为,诞生之初,并不为明清政府所重视。
光绪年间的棉纱发票
晚清社会激烈动荡,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向海外,寻找强国富民之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黄遵宪在他的《日本国志》中写道:“凡是百姓转让财产的凭证,都需要购买粘贴由政府制造的印花税票交纳印花税。”这是中国最早有关印花税的介绍。
对黄遵宪极为欣赏的李鸿章,显然是认真读了《日本国志》。1889年,他向光绪帝提议试征印花税,用以继续巩固北洋水师的亚洲霸权地位。但当时对发票还不太关注的朝廷,没有采纳中堂大人的提议。五年后的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一败涂地。
辛丑条约后,大清王朝面临着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白银的高额赔款,这才推出了姗姗来迟的《印花税则十五条》。但当时百姓面临各种苛捐杂税、赔款摊派,对印花税极为抵制,晚清的印花税尝试最终无果而终。
对中国现代化贡献良多的袁世凯极为重视印花税,他就任大总统后颁布的第一部税法就是《印花税法》。其中发票被列在第二类契约,印花税额为发票价值十银元以上贴印花一分,这是发票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
印花税征收之初,因征管简便,税负不重,税收收入呈逐年增长趋势。但伴随袁氏政权的垮台,北洋政府面临分崩离析。由于关税、盐税纷纷被地方截留,中央政府便滥印税票,向商户平民强派强摊印花税,导致怨声载道。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连年战乱之下,国库入不敷出。国民政府当年的实支15,080万元,而实收才堪堪7,730万,财政赤字占支出总额48.7%,整顿财税迫在眉睫。这种的背景下,宋子文上台抓经济,抓财政,抓税收,而肥硕的印花税,自然不会被放过。
在此期间,1934年颁布的《印花税法》标志着印花税体系的建成,其中对发票这一应税凭证给出了具体定义:“凡各业商店售卖货物成交后开具单据皆属之”。此后直到49年,国民政府对印花税法进行过九次修改,使印花税成为重要税源。
按照我国优良的历史传统,既然有征税,就会有逃税,印花税也不能免俗。
方法五花八门,大多数是在发票上下文章:有的蓄意不开发票,有的开发票不写店名,有的在发票上加印“附单”。战时税务稽征力量薄弱,低级工作人员每月工资都不够个人生活。尽管如此,税收征管部门还是拿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发票管理措施。
比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治下的川渝地区,发票管理水平就很高。1942年绵阳税务局开展“学校发票竞赛”,鼓励学生收集日常消费中的发票,根据上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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