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不能理解钱的消失一样,32岁的尹璐也无法理解丈夫的消失。未作任何说明的那种消失。事发后,丈夫表现得很平静,然后在她不知道的某一刻从家里走出去,再也没回来。他们当初是因为爱情裸婚的,她以为这种婚姻能顽强一些。过去,她只要在商场的某个柜台前多停留一会儿,丈夫就会帮她买回来。爱人的消失就像一个耳光,使她过去的生活变得可疑了。
她甚至不知道那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的,她以为他只是暂时性地崩溃了,情有可原的崩溃,于是给他发了几十条长长的消息,回顾他们的相爱之路。她是学文学的,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气质,措辞也都怀有情感。结果一点反应没有。她改变策略,问他是不是有了别的打算。问出这个话本身就令她感到受伤。消失一个月的丈夫发来了“离婚”两个字。
这些天,尹璐常常哭得睁不开眼睛。哭钱,哭奋斗无意义,主要是哭爱情,“那么不堪一击,爱情能够管饱还是管暖?”她觉得自己被吸进了一个旋转的黑洞里。她掐自己的腿,希望不过噩梦一场。腿掐紫了,现实还是眼前破碎的这一个。
在长长的通话中,我像是聆听了一场关于生活的全面否定。这个夏天,我见了许多突然变得不幸的人,有时几乎电话刚接通、人刚在我面前坐下,就能听到哭声、看到眼泪。起初他们是为财产被剥夺而哭,还带着愤怒,到后来你发现他们其实在为破碎的生活、为失去的信念而哭——简直像是一场场哀悼了。你真的能感到有隐形的东西险恶地伏在他们的后背上。“活着好累啊。”那东西,压在尹璐的背上,使她看到眼前的道路只有两个选择:“想活,感觉活着没有意义;想死,感觉死得也没有意义。”她继续描述那个黑洞,我找不出什么有用的句子来安慰她了。 A计划 B计划
最核心的问题总是一个:钱能追回来吗?由于要不到确切的答案,黎渺的母亲,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诚心问了菩萨,菩萨的意思是钱能回来。这给了她们一些安慰。袁朗请了当地的狐狸大仙,排号、磕头、烧香,获得了一个符。挂上没多久,平台又雷了一个。他另找高人算了一卦,那位的意见是“最多能要回50%、60%”,他将信将疑。
褚建,北京的一个大学老师,说服自己接受50万的失去,同时也说服自己还有不错的赚钱能力。“但是,”他一再表现出平静,被教养压抑的愤怒还是泄露了,“这个事情跟我是一个提醒,我跟这个‘体系’ 到此算完。”
关于未来,邹明准备了A、B两套计划,基于两个前提:钱要得回来的话;钱要不回来的话。要回来就抱着决心花掉,在老家给孩子买学区房。然后,该吃吃该喝喝。他的B计划是,撤销“给孩子最好的一切”,差不多得了,不再自寻烦恼了。他劝导自己就像在劝旁人,带着份洒脱,“钱挣到多少才算是多啊?”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似乎有“省”的传统。在财产被“一锅端”前,是美德。但在之后,他们挖苦自己愚蠢。因为省,张先生的四口之家没有在这个最热的夏天添一台必要的空调,还取消了孩子们的一顿烤肉。因为省,嘉兴商人宁晟在这个夏天还穿着10年前的T恤。沿着同样的思路,南京的李轲为自己留下了一辆看不顺眼的奥迪A3。他的理想车型是A4,并且之前他完完全全买得起。现在,真买不起了,他的脑子却更强烈地想着那辆奥迪A4。
如果钱能回来,黎渺计划是买保险,把全家人全方位地保障起来。一定要给多病的母亲请个会按摩的保姆。去年去世的奶奶如果有这么个保姆,卧床的日子也少点辛苦。但想想就省了,因为家族的共识是为两岁儿子的未来之路做准备,“给他最好的”。
收入水平有限的家庭怎么给孩子“最好的”?黎渺的回答,也是很多人的回答——“把钱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当人们基于现实,忧患未来时,总相信有某个“关键时刻”,它常常是这几个方面: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养老,家庭成员的重疾等等。如果没有可依赖的福利体系兜底,生活的海面出现风暴信号时,一个家庭得有自己的“准备”。黎渺的孩子才两岁,但她已经忧心忡忡了。这大概是人们所说的,活得辛苦的意思。
当失去了拆迁款的薛涛还在自责“没把孩子的财富守护好”时,妻子率先振作起来,找了一份新工作。毛晓丹与她的“危险分子”丈夫组成了学习小组,等孩子们都睡了,通常都九、十点了,他们去市图书馆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多考个证可以多挣一两千块钱。两个人朝这个具体目标努力起来。最近,袁朗有两个账户的钱返还了,虽然对于整体而言是很小的挽回,但仍有人在努力兑现,他感到安慰,专门喝酒庆祝了。
有些家庭在继续动荡,丈夫等妻子的宣判,妻子等丈夫的宣判。有的宣判已经完成了。一个中年女人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和她的丈夫已经分开了,我们上一次联系时,形势还没这么明晰。特别坚强的人把对自己的宣判,理解成拥有新选择。在期待一个更有远见(看得到他的发展潜力)女孩的同时,陈家亮的生存策略是不许自己生病,用最低成本获取健康饮食。听起来辛酸,这个男人在电话里分析起了南瓜“既是主食,又是蔬菜”。关于财产的法律意义上的宣判,也需要调动最大的耐心去等。至于还在坚持的人,积极的说法渐渐少了,消极的说法是,人们不过是在等自己的意志力到头,再返回他们破碎的生活中理出个头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