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食者的“真•历史教训”

水库2019

我做了差不多十年历史编辑，经常在读者留言里见到这句话：



“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据说这话出自黑格尔，我没有查证过。



但这话本身，非常扯淡。



你我无法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是因为作为底层屁民，你我并无吸取历史教训的资格。



肉食者则不然。



我们之所以会有“历代肉食者也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的错觉，是因为我们所认同的历史教训，并非真实历史逻辑里的教训，更非肉食者们真心认同的教训。



比如，“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条历史教训，从来都不是帝制中国的真实历史逻辑，自然会被历代肉食者们弃若敝屣（参考前文：民心是个屁，哪有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



前两天《短史记》推送了班布尔汗兄的文章《元朝真相：朝廷控制力不足，故民间商业文化发达》，讲述了元代未能重建秦制、社会管控松散、民间自由度较高的另一面。后台留言里最大的质疑是：



“蒙元这样好，为什么还那么快就灭亡了？”



这质疑的潜台词是：既然民间自由度高，民众自然应该很满意，朝廷自然应该得民心，为什么还会有人造反把它推翻了呢？



错信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种不存在的历史教训，才会问出上面这种伪问题。



真正的历史教训，朱元璋说得非常简洁透彻：



“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一，《皇帝手书》）



草民眼里的大好事（宽，自由度高），在肉食者朱元璋看来，恰是大坏事，是要亡国的大坏事。



宽，意味着民间自由度高；民间自由度高，意味着民众对朝廷的依附性弱、容易脱离原子化状态形成有力量的社会组织。而脱离了原子化状态的民众，对专制政权而言，乃是心腹大患——作为造反者，朱元璋曾亲眼见证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对元政权造成的冲击。



夺取天下后，用“猛政”来消灭社会组织，就成了朱元璋首要吸取的“历史教训”。



《大诰三编》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溧阳县有一个皂隶，叫做潘富，朱元璋下了圣旨，派人去捉拿。结果，潘富上演千里大逃亡，处处有人愿意庇护他。先是溧阳本地的儒士蒋士鲁等十三家人，秘密把潘富递送到邻境广德县。不久，潘富流窜到建平县，缉捕差役跟踪而至，当地百姓王海三等又悄悄将人递送回了溧阳。溧阳百姓朱子荣等，再将潘暗中秘送到宜兴县。宜兴百姓杭思鼎等，又将潘秘送到安吉县。安吉县百姓潘海等，再将潘私递到长庆县。长庆县百姓钱弘真等，又将他递送到归安县。归安县百姓吴清浦等，又将其秘密送至德清县。追捕差役赶到德清，当地百姓赵罕仁等又将潘秘密护送到了崇德县。崇德县的赵真、胜奴，家财万贯，平日蓄养门客、结交朋党数百人，潘富藏匿在赵真家中。缉捕衙役赶到，赵真又将潘富秘送到千乘乡的一座寺庙里。庙中和尚纠集两百余人，反将缉捕潘富的差役包围，杀伤多人……



一个小小皂隶，在摆脱了原子化状态、融入到社会组织之中后，即可给朱元璋的巍巍皇权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宽”，自然不能见容于专制政权。



将蒙元亡国的教训吸取到极致的结果，是朱元璋用他的“猛政”，将整个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社会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在《大诰》里，朱元璋命令百姓必须“互相知丁”，必须知道自己的左邻右舍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家里几口人，几人务农，几人读书，几人从事手工或经商；读书者师从于谁，教书者收何人为学生；……《大诰》里还制定了严苛的“路引”制度。如果你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日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须让邻居知晓。如果你是工匠，出远门做工，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经商者，本钱有多有少，货物有轻有重，所行有远有近，走水路还是走陆路，也要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



谁愿意在朱元璋的“知丁法”和“路引制度”下生活？



所以啊，不要乱发感慨说什么“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肉食者们对“真•历史教训”的吸取，往往意味着草民的灾难。



当然，肉食者们是绝不愿意向草民阐释“真•历史教训”的。“真•历史教训”过于冷血、过于残忍，可以做不能说。适合文宣的，只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类温情脉脉的伪历史教训。



其实，唐太宗信奉的“真•历史教训”乃是：



“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贞观政要 慎终第四十》）